予从子辽喜学书尝论曰“书之神韵虽得之于心然法度必资讲学常患世

予从子辽喜学书，尝论曰：“书之神韵虽得之于心，然法度必资讲学。常患世之作字，分制无法。凡字有两字、三四字合为一字者，须字字可拆；若笔画多寡相近者，须令大小均停。所谓笔画相近，如‘殺’字，乃四字合为一，当使‘乂’、‘木’、‘几’、‘又’四者大小皆均；如‘尗’字，乃二字合，当使‘上’与‘小’二者大小长短皆均。若笔画多寡相远，即不可强牵使停，寡在左则取上齐，寡在右则取下齐。如从‘口’从‘金’，此多寡不同也，‘唫’即取上齐，‘釦’则取下齐；如从‘尗’从‘又’，及从‘口’从‘胃’，三字合者，多寡不同，则‘叔’当取下齐，‘喟’当取上齐。如此之类，不可不知。”又曰：“运笔之时，常使意在笔前，此古人良法也。”

从子：侄子。辽：沈辽（1032—1085）。字叡达，曾任酒税、市舶司、军资库等监官，因事下狱，被流放。擅长诗文、书法。

我的侄子沈辽喜欢学书法，曾经议论说：“书法的神韵虽然要有悟性才能体会到，然而规矩法度是一定要靠讲论学习的。常见世人写字的毛病，在于合体字各部分的拆合安排没有章法。凡是一字有用两个字或三四个字合成的，应该使字字拆开；如果笔画的多寡相近的，要使它们大小匀称。所谓笔画的多寡相近，如‘殺’字，是四个字合为一字的，应当使‘乂’、‘木’、‘几’、‘又’四者的大小都均匀；又如‘尗’字，是两个字合为一字的，应当使‘上’与‘小’二者的大小长短都均匀。如果笔画的多寡相差较多，则不可牵强地使之均匀，笔画少的在左就在上面取齐，笔画少的在右就在下面取齐。如从‘口’从‘金’，这是笔画多寡不同的，二者合成‘唫’字即在上面取齐，合成‘釦’字则在下面取齐；又如从‘尗’从‘又’，及从‘口’从‘胃’，都是三个字合成一字的，两边笔画的多寡不同，则‘叔’字应当在下面取齐，‘喟’字应当在上面取齐。诸如此类，都不可不知道。”又说：“运笔的时候，要常使每一笔的书写法度在落笔之前已在心中形成，这是古人练习书法的良好方法。”

王羲之《乐毅论》石刻

王羲之书，旧传唯《乐毅论》乃羲之亲书于石，其他皆纸素所传。唐太宗裒聚二王墨迹，唯《乐毅论》石本在，其后随太宗入昭陵。朱梁时，耀州节度使温韬发昭陵得之，复传人间。或曰，公主以伪本易之，元不曾入圹。本朝入高绅学士家。皇祐中，绅之子高安世为钱塘主簿，《乐毅论》在其家，予尝见之。时石已破缺，末后独有一“海”字者是也。其家后十余年，安世在苏州，石已破为数片，以铁束之。后安世死，石不知所在。或云苏州一富家得之。亦不复见。今传《乐毅论》皆摹本也，笔画无复昔之清劲。羲之小楷字，于此殆绝。《遗教经》之类，皆非其比也。

昭陵：唐太宗陵墓。

温韬（tāo）：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唐末为华原镇将，降于后梁，曾盗发唐诸帝陵墓。后唐明帝时被赐死。

圹（kuànɡ）：墓穴。

高绅：鄞县（今属浙江）人。为真宗朝宰相王钦若亲戚，曾屡任馆职，又历转运使、经略使等。

王羲之的书法作品，旧时相传只有《乐毅论》是王羲之亲笔书写于石的，其他都是以纸本或绢本流传。唐太宗搜集王羲之父子的墨迹，只有《乐毅论》的石刻尚在，后来太宗去世时被随葬于昭陵。朱氏后梁时，耀州节度使温韬盗发昭陵，得到《乐毅论》石刻，才使之复传于世间。也有人说，此石刻在随葬时，被太宗公主用伪造的石刻调换了，真石刻原不曾入墓穴。此石刻到本朝入于高绅学士家。皇祐年间，高绅之子高安世为钱塘主簿，《乐毅论》石刻在其家，我曾见到过。此时石刻已破损残缺，其文最末只剩一个“海”字的那一块就是。此后十余年，高安世家在苏州，石刻已破裂为好几片，用铁箍箍在一起。后来高安世死去，石刻也不知所在。或说石刻流落到了苏州的一个富豪家里，然而也没有人再见到过。现在流传的《乐毅论》都是石刻本的摹本，笔画已没有先前石刻本的清劲之风。王羲之的小楷字作品，大概到此就绝迹了。至于《遗教经》之类，则都不能和这幅作品相比。

董源、巨然山水画

江南中主时，有北苑使董源善画，尤工秋岚远景，多写江南真山，不为奇峭之笔。其后建业僧巨然祖述源法，皆臻妙理。大体源及巨然画笔皆宜远观，其用笔甚草草，近视之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粲然，幽情远思，如睹异境。如源画《落照图》，近视无功，远观村落杳然深远，悉是晚景，远峰之顶宛有反照之色，此妙处也。

江南中主：即南唐皇帝李璟（916—961）。公元942年即位，后为后周所攻，去帝号，改称“江南国主”。

董源：字叔达，钟陵（今江西进贤）人。南唐画家。擅长水墨山水画，为当时南方山水画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