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表传》曰：俶父，会稽山阴县卒也，知俶不良，上表云：“若用俶为司直，有罪乞不从坐。”晧许之。俶表立弹曲二十人，专纠司不法，于是爱恶相攻，互相谤告。弹曲承言，收系囹圄，听讼失理，狱以贿成。人民穷困，无所措手足。俶奢淫无厌，取小妻三十余人，擅杀无辜，众奸并发，父子俱见车裂。
《汉晋春秋》曰：先是，吴有说谶者曰：“吴之败，兵起南裔，亡吴者公孙也。”晧闻之，文武职位至于卒伍有姓公孙者，皆徙于广州，不令停江边。及闻马反，大惧曰：“此天亡也。”
吴平后，晋侍中庾峻等问晧侍中李仁曰：“闻吴主披人面，刖人足，有诸乎？”仁曰：“以告者过也。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盖此事也，若信有之，亦不足怪。昔唐、虞五刑，三代七辟，肉刑之制，未为酷虐。晧为一国之主，秉杀生之柄，罪人陷法，加之以惩，何足多罪！夫受尧诛者不能无怨，受桀赏者不能无慕，此人情也。”又问曰：“云归命侯乃恶人横睛逆视，皆凿其眼，有诸乎？”仁曰：“亦无此事，传之者谬耳。《曲礼》曰视天子由袷以下，视诸侯由颐以下，视大夫由衡，视士则平面，得游目五步之内；视上于衡则傲，下于带则忧，旁则邪。以礼视瞻，高下不可不慎，况人君乎哉？视人君相迕，是乃礼所谓傲慢；傲慢则无礼，无礼则不臣，不臣则犯罪，犯罪则陷不测矣。正使有之，将有何失？”凡仁所答，峻等皆善之，文多不悉载。
干宝《晋纪》曰：吴丞相军师张悌、护军孙震、丹杨太守沈莹帅众三万济江，围成阳都尉张乔于杨荷桥，众才七千，闭栅自守，举白接告降。吴副军师诸葛靓欲屠之，悌曰：“强敌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杀降不祥。”靓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伪降以缓我，非来伏也。因其无战心而尽坑之，可以成三军之气。若舍之而前，必为后患。”悌不从，抚之而进。与讨吴护军张翰、扬州刺史周浚成陈相对。沈莹领丹杨锐卒刀楯五千，号曰青巾兵，前后屡陷坚陈，于是以驰淮南军，三冲不动。退引乱，薛胜、蒋班因其乱而乘之，吴军以次土崩，将帅不能止，张乔又出其后，大败吴军于版桥，获悌、震、莹等。
《襄阳记》曰：悌字巨先，襄阳人，少有名理，孙休时为屯骑校尉。魏伐蜀，吴人问悌曰：“司马氏得政以来，大难屡作，智力虽丰，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资力，远征巴蜀，兵劳民疲而不知恤，败于不暇，何以能济？昔夫差伐齐，非不克胜，所以危亡，不忧其本也，况彼之争地乎！”悌曰：“不然。曹操虽功盖中夏，威震四海，崇诈杖术，征伐无已，民畏其威，而不怀其德也。丕、叡承之，系以惨虐，内兴宫室，外惧雄豪，东西驰驱，无岁获安，彼之失民，为日久矣。司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烦苛而布其平惠，为之谋主而救其疾，民心归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扰，曹髦之死，四方不动，摧坚敌如折枯，荡异同如反掌，任贤使能，各尽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张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奸计立矣。今蜀阉宦专朝，国无政令，而玩戎黩武，民劳卒弊，竞于外利，不修守备。彼强弱不同，智算亦胜，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过无功，终无退北之忧，覆军之虑也，何为不可哉？昔楚剑利而秦昭惧，孟明用而晋人忧，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吴人笑其言，而蜀果降于魏。晋来伐吴，晧使悌督沈莹、诸葛靓，率众三万渡江逆之。至牛渚，沈莹曰：“晋治水军于蜀久矣，今倾国大举，万里齐力，必悉益州之众浮江而下。我上流诸军，无有戒备，名将皆死，幼少当任，恐边江诸城，尽莫能御也。晋之水军，必至于此矣！宜畜众力，待来一战。若胜之日，江西自清，上方虽坏，可还取之。今渡江逆战，胜不可保，若或摧丧，则大事去矣。”悌曰：“吴之将亡，贤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来至此，众心必骇惧，不可复整。今宜渡江，可用决战力争。若其败丧，则同死社稷，无所复恨。若其克胜，则北敌奔走，兵势万倍，便当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忧不破也。若如子计，恐行散尽，相与坐待敌到，君臣俱降，无复一人死难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战，吴军大败。诸葛靓与五六百人退走，使过迎悌，悌不肯去，靓自往牵之，谓曰：“巨先，天下存亡有大数，岂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为？”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儿童时，便为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负名贤佑顾。今以身徇社稷，复何遁邪？莫牵曳之如是。”靓流涕放之，去百余步，已见为晋军所杀。
《吴录》曰：悌少知名，及处大任，希合时趣，将护左右，清论讥之。
《搜神记》曰：临海松阳人柳荣从悌至杨府，荣病死船中二日，时军已上岸，无有埋之者，忽然大呼，言“人缚军师！人缚军师！”声激扬，遂活。人问之，荣曰：“上天北斗门下卒见人缚张悌，意中大愕，不觉大呼，言‘何以缚张军师。’门下人怒荣，叱逐使去。荣便去，怖惧，口余声发扬耳。”其日，悌战死。荣至晋元帝时犹在。
干宝《晋纪》曰：晧殿中亲近数百人叩头请晧曰：“北军日近，而兵不举刃，陛下将如之何！”晧曰：“何故？”对日：“坐岑昬。”晧独言：“若尔，当以奴谢百姓。”众因曰：“唯！”遂并起收昬。晧骆驿追止，已屠之也。
《江表传》载晧将败与舅何植书曰：“昔大皇帝以神武之略，奋三千之卒，割据江南，席卷交、广，开拓洪基，欲祚之万世。至孤末德，嗣守成绪，不能怀集黎元，多为咎阙，以违天度。暗昧之变，反谓之祥，致使南蛮逆乱，征讨未克。闻晋大众，远来临江，庶竭劳瘁，众皆摧退，而张悌不反，丧军过半。孤甚愧怅，于今无聊。得陶濬表云武昌以西，并复不守。不守者，非粮不足，非城不固，兵将背战耳。兵之背战，岂怨兵邪？孤之罪也。天文县变于上，士民愤叹于下，观此事势，危如累卵，吴祚终讫，何其局哉！天匪亡吴，孤所招也。瞑目黄壤，当复何颜见四帝乎！公其勖勉奇谟，飞笔以闻。”晧又遗群臣书曰：“孤以不德，忝继先轨。处位历年，政教凶勃，遂令百姓久困涂炭，至使一朝归命有道，社稷倾覆，宗庙无主，惭愧山积，没有余罪。自惟空薄，过偷尊号，才琐质秽，任重王公，故《周易》有折鼎之诫，诗人有彼其之讥。自居宫室，仍抱笃疾，计有不足，思虑失中，多所荒替。边侧小人，因生酷虐，虐毒横流，忠顺被害。暗昧不觉，寻其壅蔽，孤负诸君，事已难图，覆水不可收也。今大晋平治四海，劳心务于擢贤，诚是英俊展节之秋也。管仲极仇，桓公用之，良、平去楚，入为汉臣，舍乱就理，非不忠也。莫以移朝改朔，用损厥志。嘉勖休尚，爱敬动静。夫复何言，投笔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