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寺院里，吕留良著书立说，在他的书中，有不少反对清朝的内容，但他的反动读物，一直没有公开发表而流传世间。因此，直到吕留良死后，也没人注意。

实际上，吕留良在庙里写的书，也就是一个对当时社会极度不满的愤怒文人，在博客上的自言自语。可谁也没想到，有人在无意中读到后，竟成了吕留良的粉丝。这位粉丝就是曾静。曾静当时身居湖北，是个落第书生，他偶然拾得吕留良的大作，读后被其思想所强烈感染，对吕留良佩服得五体投地。于是，曾静决定，要做吕留良的骨灰级粉丝。

所谓骨灰级粉丝，就是要收集到偶像的全部作品，欣赏、收藏，甚至模仿。曾静就打算这么干，但他自个儿不去，支使他的学生张熙去寻找吕留良的全部遗稿。张熙是个好学生，很听老师的话。就从湖南跑到吕留良的老家浙江去寻找遗稿。

这一去，还真就找到了遗稿，两本。一本叫《知几录》，一本叫《知新录》。张熙如获至宝，大老远来一趟，总算没辜负曾老师的心愿。不仅如此，还有非常意外的收获。此时，吕留良早就死了。在寻找反动图书的过程中，张熙还偶遇了吕留良的两个学生，双方结识后一聊，十分投机。张熙当即决定，把吕氏的俩学生带回湖南，给曾老师一个特大号的惊喜。

曾静果然很惊喜。他和张熙，以及吕氏的俩学生，一起谈理想，侃人生，大肆评论清朝政治，越聊越来劲，越聊越愤慨。为什么愤慨呢？在中国历史上，每当改朝换代时，总有一些人，尤其是文人、士人，是不愿同新朝合作的。伯夷和叔齐在周武王灭掉商朝后，隐居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元朝初年的时候，一些宋朝遗臣和文人应召做了新朝的官吏，内心却很矛盾。有的隐居表示不与新朝合作，他们既彷徨又苦闷。

清朝入关，进入北京后，又以夷制夏，再推行“剃发、易服、圈地、占房、投充、捕逃”等“六大弊政”。中原地区的汉人，特别是士人、文人内心深处是相当不满的。

清王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从汉族传统观念看，叫“乾坤反覆，中原陆沉”，“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在以儒家文化为正宗的汉族知识分子中间有着相当激烈的民族敌忾情绪。大规模、有组织的抗清武装斗争结束之后，反清思想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字作品在民间流传，并与以恢复明朝为目的的反清暴动结合起来，使清朝统治不得安宁。吕留良就是以文字作品诋毁清廷的一个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曾静等人决心要继承吕留良的反清思想，以实际行动来推广吕留良的反清思想，进而推翻清朝政府的统治。

可几个读书人，手里既没刀又没枪，且手无缚鸡之力，怎么谋反啊？必须拉拢有兵权的人才行。于是，曾静下决心，一定要找到这个人。在此之前，曾静先建立了一套理论，那就是通过各种渠道收集雍正的劣迹。而后，他十分八卦地为雍正皇帝总结了十条大罪状，这些罪状为：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从人品、性格到私生活，一个都没落下。曾静的准备工作做得很充分，找到手握兵权的人，就用这套理论去游说他，让他听自己的，推翻大清朝。

这个机会曾静等了很久，终于还是来了。雍正五年（1727），张熙带给曾静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手握重兵的川陕总督岳钟琪上疏斥责雍正帝。这说明，这位爷也对雍正强烈不满。

也不知道张熙是从哪里弄到的这个消息，是真是假现在我们无从所知。可当时曾静一听就信了，当即就有一种找到了组织的感觉。

于是，曾静立马决定，派张熙去拉拢岳钟琪，让他造反，恢复大明江山。实际上，这师徒俩此刻心里压根儿就没底，但他们决定赌一把，有“雍正的十条罪状”的理论在，这事儿未必就不能成。

1727年，张熙来到西安。他以一种比较雷人的方式求见了岳钟琪。就在大街上，张熙拦住了乘轿回署的岳钟琪，向他投递了一封书函。

岳钟琪接过书函，打开一看，浑身冒汗。他先以为是谁投错了书信，可见到书函封面写着“天吏元帅”，便有些诧异，决定亲自拆阅。

书函写的全是雍正的罪状，十大条，触目惊心。岳钟琪觉得事关重大，立即下令把张熙抓来审问。此时的张熙理直气壮，大有一副英雄气概，直言不讳地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和企图。

岳钟琪开始怀疑这人精神有些问题。怎么能把对雍正个人的攻击，当作反叛朝廷的借口呢？到底读过书没有？